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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饭团对我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的活。我很快便做完，又整整齐齐码在碟子里。母亲做的饭团总是比我在别人家见到的更大一圈，一人吃一个便已经可以很饱，装饭团的碟子也因此专门买得很大，甚至足够放得下五个饭团。只不过从我有记忆以来那个碟子里永远只装过四个饭团，多出来的那个总是单独放在客厅的一个小台子上，到了晚上或者第二天清早的时候才会拿回来分着吃掉。以前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直到六岁那年，那个小台子上多了一个相框。

相框的出现不是毫无征兆的。而是有一天、在某个午后，在那个我都已经回想不起来的时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站在玄关，身影挡去了所有本从门口透进来的阳光——那么高大；但他的举动与身形一点也不相配，半晌才从漏了气的沉默里掉出几个字：我来送信……节哀。我没能看清他的脸，而只看见了那身板正的军服。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留下，从背包里掏出一封信后就匆匆离去，和后来那位一点也不一样。

父亲、母亲、二哥从拿到那封信开始就一直在哭，但那时候我还太小了，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不停地绕着哭作一团的他们转圈，嘟嘟囔囔地问着，怎么都哭了？为什么哭？饭还没吃完呢……他们说没事，说等会再吃，然后就一把把我抱起来带回屋子去，让我和卡卡一起睡觉。外面的声音像那条我常去的小溪一样绵延，大多是呜呜的哭声，掺杂着我听不清楚的字词。有时候声音扬起来，又很快被另外的声音呵斥着压了下去。我面朝墙壁躺着，卡卡一直往怀里拱。那时候我是很费解的，因为我听得懂送信，却听不懂节哀。以往有人来送信，家里总是会热闹好一阵子，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些纸上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在不是节日的日子里也舍得做上一顿丰盛的晚餐；可是这封信却带来了和以往每一次都不一样的、雨水似的东西，一直下，一直下，下了几天、几月、几年，都一直未停。

那天的后来我终于沉沉睡去，但父母和二哥都没有像往常那样叫醒我，睁眼的时候，天都黑了。卡卡还在睡，漆黑的安静里我听到风吹动珠帘的声音、树叶彼此剐蹭的声音、还有沙沙的像说话又像走路的声音。那种强烈的被抛弃感使我极度的不安，下意识下床推门往外走，可屋外更是一盏灯也没有。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在哭了，胡乱摸索着去点上了灯——灯光照亮了屋子，也照亮了桌子上依旧摊放着的中午的残羹冷炙，我或许终于是被吓坏了，甚至想不起来要继续哭，只是一直站在那，呆呆地，直到有人把我抱起来，开始慌忙地安慰我。他们像以往每一次那样故作责怪地质问空气：谁欺负我们乖乖了？

我趴在他们的怀中，却被他们身上浸润的外面的潮气凉得难以呼吸。

第二天再起来，餐桌上的狼藉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一切都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样子。厨房里忙碌的母亲、坐在玄关外头劈柴的父亲，收拾好背包准备出去的二哥。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安宁，我几乎以为我不过是做了一场梦。那封信与其他的信一样没能在我面前出现太久，但从那之后母亲的口中开始多出了一些东西——一个陌生的叫“修治”的人，一些他和二哥与卡卡的故事。起初我以为这个人只不过也恰巧有一个与二哥和卡卡同名的弟弟和猫，直到更后来那些故事里也出现了我——他们说他离家之后总会写信回来问我的情况，甚至还为此专门带我拍过一张抱着卡卡的照片，塞在了信封里寄去给他；他们说他总是会寄钱回来，让大家改善生活，但从来报喜不报忧，也不知道他自己过得好不好；他们还说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如果我和他见了面，一定会特别喜欢他。

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哥哥，叫太宰治。修治是他的小名，邻居的老婆婆从他刚出生开始就这么叫他，后来大家便也都这样叫了。

在收到信的几天后，我被带到了镇上一个专门给人画像的人那去，他们说是要给大哥哥画遗像。二哥抱着我，身旁坐着父亲和母亲。画师问了很多，但最后都是二哥说的——因为母亲一开口就忍不住要哭。他嗫嚅着说，眼睛像父亲，鼻子像母亲，嘴巴谁的都不太像，但可以参照他的。然后又看了看我，说我虽然还没长开，但整个长相和大哥有点接近，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放大。我大睁着眼睛看画师捏着炭笔在纸上飞快地划过，看着看着便把头也一起探出去。二哥怕我乱动，就反复地哄着说画好了出去就给我买糖吃。但其实我并不想吃糖，我只是很疑惑，为什么说着要给大哥哥画像，最后画出来的却是父亲母亲二哥和我？画师帮忙装裱的时候我一直趴在桌子上盯着看，试图从那张由四个人的脸画出来的像上面看出另外一个人的影子，然而那陌生的微笑里终究只剩了似是而非的悲哀，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后来那相框被带回家去，放在了客厅的小台子上。多出来的那个饭团依然会放在那里，我于是终于知道了以前母亲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大哥在外头吃不饱；而现在那里放了他黑白的画像和饭团，像是漂泊的人终于得以好好坐下吃口饭。我每天都会经过它，看着那张和我想象中的大哥一点也不一样的遗像，偶尔心头会涌上一种难以形容的哭泣的欲望。我总觉得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