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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无法像小朋友初学时间刻度时那样，通过数格子来直观感受时间长短。而是需要经过计算，才能知晓时间的流逝。

薛锐坐在位置上，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他吸进去一口气，又慢慢吐出来，起身去向管理员申请来了纸和笔。再重新坐回原来的位置，垫着那本不薄不厚的人物传记，铺开了纸。

纸张是看守所统一制式的，很薄很脆，一面粗糙一面光滑，放在手心虽然不至于看到掌纹但也差不多了。页眉位置是看守所的全称，往下是一行一行的横线，印刷的比较劣质，有些横线会有断点和颜色不均。

薛锐看着桌子上的东西想了想，把纸对折了一下，让它不至于透出起到垫板作用的书本的封面字符。

他觉得自己能写的东西不是很多，半页纸应该也够了。

这是薛锐第一次尝试亲笔写遗书。

之前他有律师起草的遗产分配书，里面把包括启辰和薛家在内大部分财产做了分门别类的归纳和估值，然后按照他当时的想法将它们分别处置。其中以目录的方式列举了薛锐所拥有的大量房产和股权，并写明后续处理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几天前应该已经被法院查封冻结了，未来大概率也不会被判定归属于薛锐。这份遗产分配书虽然经过了严格的法律审查，并且在公证处盖过章，刨去要在目前案子里拿来抵债和罚没的财产之后，里面真正有效的章节应当所剩不多了。

薛锐其实没有仔细看过自己的财产档案，就像普通人不会数自己还剩多少根牙线一样，薛锐也不会闲着无聊去数自己有多少不动产和理财，只是有大致的概念，“很多”或者“少了一些”。

制定分配书的时候，他把那些自己有权利分配和处置的财产都通过遗产赠与的方式送给了他母亲生前捐赠过的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其中包括一支致力于开发人工子宫的科研团队和几个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援助的法律机构，以及为流浪动物绝育的基金。实际上，除去未来可能的遗产赠与，每年薛锐也会划拨一部分启辰的利润和自己的个人收入给以上项目——可以抵税，同时还起到良心按摩的作用，为薛家这几十上百年来做过的不义之事进行一点聊胜于无的补救。这是他纪念母亲的一种方式。

之后这些捐赠可能就要停止了。

但是薛家也没了，污染的源头被关闭了一个。

总体上还是优大于劣的一件事。

可谓是一种“周处除三害”。

薛锐手里握着笔，盯着那张纸，迟迟不知道如何下笔。那些没有财产可以分配的人，他们的遗书里都在写些什么？

法律规定，遗嘱人死亡时遗嘱生效。因此，所有构思遗嘱的人，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死亡的场景，它包括大致的时间和方式。当遗嘱被看到的时候，通常情况下，这段文字将作为签字人留给某人或者某些人最后的话——看到它的人应当感受到什么呢。

从前薛锐没有写过遗嘱，是因为他没有想在死后对话的人，世界对于他只是模糊且抽象的概念，可以看见，却无法产生链接。

显而易见，现在，想要对话的人出现了。

哪怕这种“出现”只是特定时间点、特定状态下的一时冲动，也清楚的表明，他想在死后，对那个人说点什么。薛锐冲动的时候很少，他的话也很少，但他对自己诚实。